既然服务消费已成为扩内需的重要支撑，政策思路亦要区别于对传统商品消费的刺激路径。从服务的本质属性出发，未来可以围绕完善配套设施与制度环境、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、优化服务相对价格结构等方向协同发力，使居民更想消费、更能消费、更易消费，推动服务消费成为内需增长的持续引擎
然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，耐用品普及率持续提升，传统商品消费逐步进入成熟阶段，商品更新换代所形成的增长动能逐渐趋缓。消费需求开始更多转向体验型、发展型与享受型领域，教育培训、医疗健康、文化娱乐、旅游休闲、养老服务等领域的需求持续增长。服务消费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，成为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体现
在这一背景下，服务消费已成为扩内需的主要发力点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，“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，打造一批带动面广、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，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” ，高度重视消费场景和制度环境对于服务消费发展的作用
关于商品消费，政策取向则为“扩容升级”，具体措施包括财政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、金融支持个人消费贷款等，重点在于直接降低居民购买商品的负担。从服务的本质属性出发，准确把握其区别于商品消费的经济特征，有助于构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体系，使居民更想消费、更能消费、更易消费、更好消费
商品更接近“在手”状态，即作为对象化、可陈列、可度量、可交换的存在，被摆放在主体面前，通过其功能属性满足人的物质欲望。商品生产完成后即以相对客观的方式存在，消费商品获得效用的过程依赖交换，但其存在本身并不依赖具体情境
服务则更接近“上手”（Zuhandenheit）状态，不以独立客体存在，而是在具体场景中被使用和参与，其生产与消费高度同步，价值在互动过程中生成。因此，服务不是被拥有，而是被经历，其核心在于过程与体验
正因如此，近年来围绕情绪满足与沉浸式体验的消费需求快速扩张，演出经济、陪伴型服务、沉浸式文旅等新模式兴起，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持续活力。这种差异决定了商品与服务对公共配套的依赖结构截然不同。互联网时代以来，供应链基础设施成为商品消费扩张的关键支撑
中国已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物流市场与配送网络，高铁、高速公路和港口货运量均位居世界前列[1]。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作为典型生产性服务业，在提升现代流通效率的同时，也为商品突破空间约束提供制度保障。相比之下，服务消费高度依赖场景与制度环境。场景不完善，服务难以发生；制度不到位，体验即被削弱
以旅游业为例，不仅需要交通通达，还需景区设施完善、支付便利、安全保障和信息透明等综合条件。世界经济论坛测算显示，中国旅游业发展指数排名全球第8，但其中基础设施维度的得分在前20国家中相对偏低，尤其是旅游服务基础设施，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业发展[2]
因此，推动服务消费的关键，不只是扩大供给规模，更在于改善其发生条件，降低场景性与制度性约束，使服务能够在友好的情境中实现价值[3]。第二，服务消费与时间不可分离，需求弹性更大，也更容易产生政策效果。柏格森（Henri Bergson）的时间观强调“绵延”（durée），有助于理解这一差异